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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驾驶人死亡104人,占死亡总数14.71%。自行车驾驶人死亡62人,占死亡总数8.77%。交警分析,行人事故高发与通行时存侥幸心理有很大关系,比如乱穿马路、随意进入机动车通道道等。最危险的交通工具:电动车,致213人死亡报告还显示,在各种交通工具中,与电动车相关的死亡事故最多。2011年,涉及电动自行车上报道路交通事故1349起,死亡213人,受伤1430人,其中死亡人数同比增加37人。涉重型货车上报道路交通事故387起,死亡166人,受伤344人,死亡人数增加23人。涉私家轿车上报道路交通事故1083起,死亡166人,同比增加13人,受伤1172人。宁波籍营运客车有责死亡事故31起,死亡31人,同比分别上升10.71%。交警说:涉及电动自行车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最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超标电动车上路,常见的骑车带人、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等违法行为有关。最易发生车祸的时间:早7点到8点,晚6点到7点报告还统计了死亡事故的高发时段。其中,死亡绝对数列前五位的时段分别为:晚上7点-8点,死亡65人;晚上6点-7点,死亡53人;傍晚5点-6点,死亡53人;早上7点-8点,死亡48人,早上6点-7点和晚上8点-9点各死亡42人。交警分析,这是因为早晚是锻炼、买菜、散步集中的两个时间段,而且,老人大多在这段时间出门,路面车多人多,导致事故高发。最易肇事的司机:放松警惕,新老司机都会成“马路杀手”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驾龄越长,开车最稳当。不过,报告显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3年驾龄以下驾驶人肇事发生上报道路交通事故924起,死亡175人,受伤997人,事故起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上升14.64%和16.61%,死亡人数同比下降0.57%;6~10年驾龄驾驶人肇事发生上报道路交通事故794起,死亡195人,受伤809人,同比分别下降11.38%、8.88%和12.07%,其中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9人;而16年以上驾龄驾驶人肇事发生上报事故232起,死亡60人,受伤212人,同比分别上升21.47%、42.86%和7.61%,其中死亡人数同比增加18人。交警说,驾龄越长,开车技术越娴熟,但驾驶员的警惕意识也往往相应下降,超速、打电话,甚至发短信都会随之而来,这就容易在危急关头出现判断失误。(钱江晚报 尤畅)
[导读]如今台湾的许多公园、公共场所以连横命名,这是神化连氏的后遗症之一。我们亦从中窥到党国机器与个体命运之关联。连横连横1936年病故于上海。其骨灰十年后由其孙连战奉迎回台。此后,连氏逐渐进入意识形态的正统话语之中,其形象一再被拔高,直至成为“民族诗人”、 “爱国史家”、“台湾知识分子第一人”等,颇有舍我其谁之态。此形象之变化,不无国民党迁台之政治需要。西湖北岸的北山路葛岭路一带,我几乎每到必访,尤其坐在临湖的咖啡厅里,呆望着窗外孤山水云,惬意非常。2009年春天的某个下午,我照例来到此处,突然发现北山路在过了香格里拉饭店之后悬有一块酱色的景区标志:连横纪念馆。连横即连战之祖父,号雅堂,《台湾通史》之作者,人皆知晓。只是为何他的纪念馆突然出现于西湖边上?我迅速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原来连横曾偕妻在葛岭路的玛瑙寺短短住过几个月。这玛瑙寺想必大家都知道,张岱在《西湖梦寻》里就提到过,是西湖北岸的一大丛林,原寺早已被毁,仅剩几处遗迹。2006年,连战到杭州访问。两年后,玛瑙寺被修葺一新,并增设连横纪念馆,成为湖滨一个新景点。这我倒也不奇怪,因为我在西湖的那几天,听说湖北广水投资一千三百多万元重修了连舜宾的墓地。连舜宾就是欧阳修撰写的《连处士墓表》中的“连处士”,据说是连战的三十一代远祖。远祖尚且如此,祖父连横的西湖旧居岂能不大修特修?我想,一个人能光宗耀祖到宋代的,举世唯独此例吧。连横的传记,世所见者,咸推重林文月所著之《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林氏系连横之外孙女,此书最初写于1977年,是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所组织编撰的《近代中国丛书·先贤先烈传记丛刊》中的一种。林氏曾言,这套书当时的读者对象,是以高中学生及社会青年为主,故而行文及篇幅均受一些限制云云。2010年春,林文月将修订本交付台湾有鹿出版社重新出版。据她说,“几乎每一页都有些修正增补”。目前大陆读者所看到的广西师大版《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即据此版本而来。我看的,也是这一个版本。藏之名山连横为大陆读者所知,当然与连战关系甚大。两岸势如冰火五十多年后,连战登陆开启了国共关系的新局,相关著作自然也就得以面世。不过,连横所著之《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在1983年就曾经出版过简体重排本,只不过印量颇少,亦未曾引起太多关注。我手中的《台湾通史》上下册,是依据民国三十六年的商务版影印的。这部书还有其他很多版本,台湾的众文图书公司曾把这部书列于《台湾文献丛刊》的第二辑,上海书店列于《民国丛书》第三编,台湾“国立编译馆”曾将其列入《中华丛书》。由此可见该书地位之隆。至于连战登陆之后大陆所出的该书简体重排本,则毋庸论矣。所谓母以子贵,祖以孙贵,亦在情理之间。早前大陆公开出版的关于台湾史的论著,均以大陆视角出之,亦即台湾史系中国史之一部分。连横此书,稍有不同。其叙述台湾之风土人物,以本土视角出之,视台湾为一独立之个体,开创“台湾史”这一独立学术领域,荜路蓝缕之功,不可谓不大。例言之,该书之《建国志》即以南明及延平郡王为正朔,及郑氏降清之后,才用大清纪年。《台湾通史》下止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之签订。若再往下写,恐招日人之不满。该书历时十余年,凡六十万言,以太史公《史记》体例为之,亦可见连横对其“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决心。不过,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学人对此书亦多所批评。在1920年本书在台湾印行之后,台湾学界即对此有过多次争议。比如,该书中的涉外关系部分,真实性有待商榷。批评者认为连横不通外文,无法阅读域外文献,仅依靠汉文记载。但是按照林文月的说法,连横学过俄语与日语。当今一些学者也认为,连横并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是“文人著史”,非“史家著史”。李筱峰的批评显然非常激烈,他直指此书“谬误百出”。这些批评都有些过于苛求。林氏所著的连雅堂传,走的是“以诗证史”的路子,引用了大量连横的诗作。从其诗作来看,连横无疑是一个传统文人。诗胜于文,文胜于史。其对于撰史的态度,并未如现代史家那般严谨。台湾学者黄富三就曾说过:“比如说引文不注明出处,你说那个时候,中国人写东西哪有人会写注一是什么注二是什么?”但后世更多的争议倒还不在该书,而是:连雅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如今台湾的许多公园、公共场所以连横命名,这是神化连氏的后遗症之一。我们亦从中窥到党国机器与个体命运之关联。落魄江湖载酒行连氏的诗作遗世不少。林著称连横在十八岁前,就手抄《杜少陵全集》,开启诗兴。我们在他的诗作里,也能看到他上袭少陵诗风,不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颇近少陵与放翁。这在不少诗句中能看出来。林著大体上是依据连横的诗作,从中分析传主的行为与心理活动。连氏早年赴上海,入读圣约翰大学。作者称连氏时年“二十岁左右”,那么入读当在1897年。圣约翰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也是第一个被美国大学承认学分的大学。连横入读俄文,但又很快就辍学(注:熊月之编著之《圣约翰大学史》校友名单未有连氏之相关记载)。林著认为,连横读俄语的原因是,未来中国人需要跟俄国人打交道。辍学的原因是母亲催促其返台完婚。完婚后,连氏并未回沪继续读书,而是进入日本人新创立的《台澎日报》,任汉文部主笔。这家报纸不久后改组为《台南新报》。1902年,连氏还曾赴福建厦门捐得监生,然后参加福州乡试。不过,林著中没有提及纳捐科举之事。其子连震东后来解释说,他去福州是借考试调养身体。其实很难解释为何连横会参加清廷乡试。从作者的叙述中看来,因为清廷割台,连氏对清廷之腐败极为不满。在我看来,连氏对台湾的认识当中,有一个始终无法自洽的矛盾:他一方面奉南明、延平郡王为正朔,不承认清廷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在辛亥革命之后抨击满清宅夏窃国;一方面又极力赞扬以刘铭传、丘逢甲为代表的清廷对台湾的经营。他说,对开拓台湾功勋最高的两个人是陈永华和刘铭传。后来他游历南京时,在天王府曾写有“他年修国史,遗恨在湘军”的句子,可见他对清廷之态度。连氏的通史终于马关条约。对清廷割地的评价,至今在台湾学界仍有不同声音。尤其是,此后短暂成立的“台湾民主国”,是一些倾向“台独”的学者研究之重点,以此来证明台湾与大陆联系是如何脆弱,并建立一种论述体系。不过,当时的“台湾民主国”曾给清廷电报说“台湾士民,义不服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所以连横对这一段历史,很有些无法下笔之态。 在《台南新报》工作时,连氏开始学习日文。这恐怕是不得不为之的举动。盖因该报系日人投资,又以日文出版。不过此时已经能够看出他在国难之际的心情。他在《马江夜泛》中写道:“横槊苍凉夜,艰危击楫秋。”他经常以祖逖、稼轩相拟,颇有壮志未酬之心态。他在《鹭江报》写的《惜别吟诗集序》中说“欲求国国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已初步反映出其反满之一面。 不过,至今未有连氏直接参与革命党活动的记载。林著也是以猜测的口吻,试图把连氏与革命党联系起来。林著说,“1900年国父到台北”,以一个报人的身份,定必消息灵通。他或许往来南北,与孙中山先生会面也未可知。作为一部传记,以“想当然耳”的手法描述这样一件攸关大局的事件,未必合适吧。1905年,连氏赴福建创办《福建日日新闻》,鼓吹排满革命。按照连震东和林著的说法,同盟会派李竹痴(有的材料作林竹痴)到厦门,商议改该报为同盟会机关报。不过,当时同盟会的刊物已经有《中国日报》与《民报》,一在香港,一在日本,且当时同盟会在厦门尚无分部,以厦门的一张报纸做机关报,可信度不高。此外,连震东称,后来清廷向日人抗议,此报由是被封。台湾作家陈柔缙引用连横朋友林申生的说法称:该报关门的原因是,“缘该报社之组织不健全,非清吏向日人抗议之结果;日人特听其自生自灭耳。”另一位和连横亲近的门生张振梁也有不同说法,认为连横创办该报的原因“乃其时台局粗定,日人招徕台人故”。至于林著中说的清廷要暗杀连横,更是无可考证之事。连横在报馆关闭后回台,仍入《台南新报》。此后一边写书,一边纵情诗酒,成立诗社,酬唱往来等。台湾诗人林馨兰在《读诗界革新议及后等书》中评价连氏的诗,“雅堂过于纵”,亦可见其性格为何。1908年,连氏曾赴神户一游。林著称,“他此度赴日,或者竟是借游览之表面行为,实则去参加在日本的革命计划也未可知,因为神户乃是当时海外革命志士的一个据点,国父每次到日本,也都在神户与当地华侨志士联络商议的。”在读林著之时,我一直对作者试图把连氏和孙中山联系起来的描述,抱有甚多疑虑。鸦片事件在日据时代,作为台湾知名知识分子,连氏与日本人之关系颇可留心。他供职的多家报纸均系日人所办,这倒也有情可原,因为日人为殖民计,推广日语,在北中南创办多份日文报纸。如果在台湾要做报人,只能托庇其下。连氏通史出版后,曾请“明石台湾总督阁下”(明石元二郎)、“田台湾总督阁下”(田健治郎)等日本政要题字(后者题“名山绝业”四字)。《台湾日日新报》主笔尾崎秀真、《台南新报》主笔西崎顺太郎、总督府总务长下村宏三人,各为该书撰序一篇。林著对此的解释是,“这完全是委曲求全,在异族统治之下不得已的办法。”此外,1930年3月2日,连氏在日本官报《台湾日日新报》撰写《新阿片政策讴歌论》的文章,引起台湾士人的联合反对。当时全台士人皆在反对日人之鸦片政策,而连氏文中则说:台湾人之吸食阿片,为勤劳也,非懒散也……我先民之得尽力开垦,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连氏所参加的诗社“栎社”亦开除其社籍。台湾名士林献堂在其3月6日的日记中对连氏极表不满。从此连氏与台北士子分道扬镳。林著中说,此文系他人冒连氏之名而写。盖因连震东学成归来,欲入《台湾民报》做记者,引起他人嫉妒和恐慌,为破坏连震东的工作,有人假名撰文云云。此说不为正统学界接受。台湾学者陈明道就曾说,“此文是连雅堂一生之污点。”由此可见,林著为尊者讳过于急切,以至与学界研究轩轾之处,也未加以订正。台湾学界如今对连氏之评价,对其亲日之态度颇多不满(见林元辉《以连横为例析论集体记忆的形成、变迁与意义》)。从日人据台到连氏离台这三十多年内,连氏供职于日人之报纸达十七年,其对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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